“喂，龙主任嘛？”

对方颤颤地问道。

听口音，我知道他是黄柏翠的男人，一个不善言辞老实巴交的木讷男人。

我不是主任，但在他心目中，我至少应该是个主任之类的官，每次电话或者见面他都这样称呼我。

“是了，有什么事？”

我直截了当地反问，伴随不耐烦的心绪一闪而过。

“有点事想问下你。”

他仍然吞吞吐吐，断断续续，支吾几次才把话说完整。

“哦，我们单位定点扶贫的村庄已经换到另外一个村去了，不知道现在是哪个单位在你们村扶贫，有事你可以问村干部或现在的驻村扶贫干部。”

我这样明白而清楚地将他引向别处，好似在躲避什么，因为她家已经不是我的帮扶对象了。说完，我又有片刻后悔。

我感到惊讶，黄柏翠男人什么时候说话结巴了？我知道他寡言，但也不会木讷到说话结巴呀？

我猜想，他是不是因为知道我不是扶贫队员了，所以才如此小声谨慎，试探式地与我说话的?在此之前，他也是用他婆娘的手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把我已经不是扶贫队员的事告诉过他了。

“哦，……”

电话那头，欲言又止，沉默良久，才挂断了电话。

二0一四年秋天，我第一次来到大山铺村参加结对帮扶。

在村活动室，工作队把天鹅岭自然村贫困户黄柏翠的档案袋交给我。我打开档案袋，贫困户信息采集表显示：户主，黄柏翠(按常理，一般男主人是一家之主，但初次登记时，贫困户信息采集表户主一栏一直是写的女主人）；户籍登记人口和认定贫困人口三人，其中普通劳动力人口一人，无劳动能力人口包括幼儿二人；贫困属性，一般贫困户，缺劳动力。这是我获得贫困户黄柏翠的所有资料信息。

在驻村工作队简单工作布置后，我绕着泥泞坑洼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来到黄柏翠家里。赶巧，两老带着小孙女刚喝大席酒回来，红光满面，眼角还挂着亮闪的眼屎。我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

听说我是她家新派来的结对帮扶责任人，他们夫妻堆着憨厚的笑容，客气地又是让座又是沏茶敬烟。我也笑声爽朗地回应着。

落座以后，我目光迅速地搜索她家的致贫因素。尽管屋里略显拥挤，但见屋内收拾得井然有序，家居擦拭得不是一尘不染，但还算干净；家里只有老夫妻加小孙女三人，基本上与档案里记载的一致。肉眼所见，看不出贫困的迹象。

我问女主人，儿子儿媳呢？她说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我说有二老在家种田，儿子儿媳有打工收入，五口之家应该过得比较滋润了。她说儿媳嫌弃天鹅岭是穷山沟，每天除了呆看头顶那方天以外，几乎看不到山外的世界和好日子的希望，结婚几年了也不肯过来一起过日子。

女主人的一番话立刻使我明白了什么。的确，生活中如果缺少一个女人的参与，整个家庭的生机与朝气就要大打折扣。有时，精神上的窘境比经济上的贫穷更容易摧毁一个家庭。对于这样一个贫困户，我的帮扶措施是否应该先从这里入手呢？我想，我应该好好劝说她儿媳几句。但是，当天交办的入户核实贫困人口耽误不得，后来我竟然把此事给忘了。

我说我是入户核实家庭贫困人口的。男人刚要开口，女人抢先说开了，说贫困人口登记有出入，儿子与儿媳没有纳入贫困人口。我说她儿子肯定是另立门户了。她说两老年岁大了，身体还不好，吃药比吃饭多；唯一的一个儿子，靠他养老与照顾是早晚的事，没有必要另立门户，以后也不想。我回答她没有分户的应该整体纳入。接着我问为什么当时没有将儿子儿媳纳入贫困人口，她告诉我儿媳是外省的，看她家穷，一直不愿把户口迁过来。我说如果她儿媳不把户口迁来也不好操作。我建议她尽快把儿媳的户口迁过来。接着她又要求我帮忙先把她儿子纳入贫困人口。

贫困人口核实清楚了，但我产生了疑惑：为什么主人如此在乎贫困人口的多少呢？

原来她家正在易地搬迁，基脚已经下好，按现有贫困人口计算，她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超过了扶贫标准二十几平方，到时验收不下，就享受不了补贴。

我深知增加贫困人口对他们的重要。一星期后，我守在村委会的电脑桌前，亲眼看着信息员调整她家的贫困人口，但其儿媳的户口没有迁移过来，系统无法增补。

第二天，我把她儿子已经增补为贫困人口的消息告诉她，并转告她尽快把儿媳的户口迁过来，等下次系统开放后再补录进去。老夫妻千恩万谢后，硬要塞给我一包烟。

二0一七年底，镇政府重新调整各单位的定点帮扶村，我所在的单位撤出了大山铺，我也离开天鹅岭两年多了，但贫困户黄柏翠的男人先后几次打电话给我，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地说有事问我。每次我都没有细问他到底有什么事。难道他家媳妇还没把户口迁移过来?难道他家易地搬迁的房子验收不下?亦或还有其它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