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桑（1900—1942），少年时期名守和、筱山，大革命时期名小山，以守鹤为号。出生于新田县莲花乡上户村一富殷家庭、书香门第，戏文禀赋甚高，爱好编导演唱，时人昵称“唱进唱出”，被誉为新田“四大才子（杨文烈、陆镇亚、谢静、刘晓桑）”之一。尤其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学术研究及艺人传记、戏剧实践方面建树颇丰，盛名于北平戏剧界。但长期以来，由于当年其用过的化名、笔名较多，国统区文化领域工作的隐秘性和特殊性，以及过早病逝于解放前等原因，刘晓桑的艺术成就以及投身进步事业的经历，在本地鲜为人知，县志和党史亦未见其文字记述。笔者在研究桂阳昆曲过程中，发现并考证刘晓桑与民国时期剧学名流刘守鹤即为同一人，而且他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本着对历史和刘晓桑负责的原则，为传承红色历史文化，提升新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特将发掘的刘晓桑人生经历、剧学成就等史料整理成文，以资铭记并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刘晓桑早期革命经历

1919年6月，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田县学生联合会 ”在县城劝学所成立，这是新田最早的革命团体组织，刘晓桑被公推为首任会长。他组织发动爱国学生开大会、搞游行、作演说、演出“文明戏”，向群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组织学生上街搜查日货，集中在县城五乡圩戏坪上焚毁，在新田人民中第一次点燃了反帝爱国的火炬。《新田县志（1813—1990）》记载：1919年冬，他组织县高小学生200余人，热烈欢送萧振声（萧明）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夏，他怀抱着“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信念，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他与“共和国第九号烈士”陈毅安、革命烈士杨开明（杨开慧的弟弟）都是同学。1922年初，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反对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镇压工农运动，参与组织了学潮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并被抓进监狱。出狱后，毅然投笔从军，后辗转进入广东，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推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重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期间，“教育救国”思潮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即现在中山大学）和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被人们并称为广州的四大革命基地。“党派争执不断，共产党员日多。”受党组织委派，刘晓桑用“刘筱山”一名应聘进入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庶务部任庶务员（法科），协助党组织开展工作。作为中共党员的刘晓桑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结识了许多的革命人士。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曾在旁作记录。

1926年春，刘晓桑化名“刘小山”，受党组织的派遣，任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驻韶关“建国湘军”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佑的秘书。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曾到韶关的曲江、乐昌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并选派学员参加曲江农民代表大会。茅盾在其回忆录中证实了这段历史。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陈嘉佑以南韶连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在“豫章会馆”（现韶关市区风度路60号）举办“南韶连政治干部讲习所” (即南雄、韶关、连州)。该讲习所实际上是受中共北江地委领导，刘小山和陈秩常、田靖、徐尹茂、徐君虎等六人为政治理论教官，并任校主任兼训导主任。他著作的《政治学概要》讲义在广东省刊印发行。创办“南韶连政治干部讲习所”后，李富春曾到该讲习所授课。原中共北江地委老党员郑拔夫在《北江农军学校始末》文章中回忆到：“1926年11月，学校正式开学。开学那天，在韶关市东门青年会内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政治学习是每个学员必修的课程。由中共北江特委、农协北江办事处、驳载工会、韶关铁路工会负责同志和教导师刘小山秘书担任讲授，借以提高学员对农运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北江地方史（1919—1949）》一书中“北江农军学校的创办”的章节里写到：“中共北江地委为发展壮大农民自卫军，与广东右派势力对抗。为此，组成有共产党员罗绮园、周其鉴、甄博亚、刘小山等参加的南韶连政务委员会，主管所辖地区的行政事务。”武汉国民政府在1927年5月5日的《汉口日报》上登载了任命陈嘉佑、刘小山等为南韶连政务委员会委员的国民政府令。该讲习所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农运、农军的政治干部，学员以招考进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学习的内容和训练的方法均仿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过学习，学员绝大多数成为北江农运和当地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及广州“四·一五”事变后，该讲习所的学员和北江农军1200余人从韶关誓师出发，北上武汉讨蒋，他任教导师政治部主任。其中，北江农军中的600余人转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是起义中唯一的地方革命武装，其余人员回到北江地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他的大女儿、新田一中退休教师刘笔霞在《回忆我的父亲刘晓桑》一文中写道：“刘晓桑到广东之后，与苏兆徵、蔡和森、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先生交好，家中收有他们赠送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精义》《资本论浅说》等共产主义书籍，以及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油印演讲稿《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在粤期间，他同陈秩常、刘子奇等同仁合影的照片很多，还有一些集体合影，其中一张题额有“欢送刘小山主任北上”的照片留存。

中共“八七”会议后，党的组织建设和斗争方式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刘晓桑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北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机关报《北平晨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他名义上是报社编辑，实际上是配合中共顺直省委做冯玉祥和张学良部的“兵运”工作，之后进入北平“郁文学院”经济学系读书。1931年，他参加“剧艺实进会”，开始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而与之有“五四”战友情谊的新田人萧明则于同年受党中央和陈赓的领导，组建了“北京特科”。“北京特科”的地下联络点“春秋书店”与“剧艺实进会”相距不过四百米。由于工作方法的错误以及党内的派系斗争，导致“兵运”失败，北平地下党组织被暴露，“北京特科”遭受彻底破坏。同一时期，萧明离开北平赴上海述职，他则由北平返湘。1934年，他应爱国将领陈浴新之邀，到长沙何健的第四路军教导大队任文化教员，任《教导周刊》编辑主笔。1934年至1937年间，任湖南省政府参议，因积极宣传抗日，时有“过激言论”，引起当政者的猜疑忌恨，1937年底被解职还乡。1938年，时任郴县警备司令兼湖南第八区保安司令的新田人陆瑞荣邀请他去协助工作，后因陆瑞荣的调动而离职。1940年春，他应“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李明灏将军的邀请，到湖南武冈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任中校政治教官，负责给学员讲授三民主义、抗战救国纲领、民众组织与训练等课程。1941年夏，军校迁徙，他因病告假返乡，途中乘敝蓬车遭遇日军尾追投弹，跳车滚入水田才幸免于难。1941年冬，久病卧床。1942年夏，于新田县莲花乡上户村故居赍志而殁，时年42岁。

1960年，上级曾来人到新田了解刘晓桑的情况，从刘笔霞处带走了他的的自传、编写的讲义和一些书籍，但之后再没有回音。由于隔年久远和找到的资料有限，他的入党时间和入党介绍人暂时无法考证，从现有史料记载，没有发现他有脱党叛变行为。

二、刘晓桑的戏剧理论研究成果

1930年，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将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投资文化教育，成立中华戏曲音乐院，汇聚了一批剧坛名流，在戏剧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方面成效斐然。并创办《剧学》月刊，该月刊除了阐述“曲海纲目”的要义外，更多的文章是鼓励戏曲改革，反对那些戏曲中的“天机”和“宿命论”，剔除戏曲中的封建糟粕，因而令人耳目一新。从1931年1月开始创刊发行，至1936年6月停刊，共出版36期。1931年，刘晓桑化名刘守鹤在《北平晨报》担任编辑期间，参加了由著名记者徐凌霄，戏剧活动家、戏剧作家金仲荪等人创办的“剧艺实进会”戏剧研究组织。并受邀进了《剧学》月刊编辑部，成为《剧学》月刊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之一，开启了他人生中的另一段传奇。

刘晓桑的不朽贡献主要集中在戏剧、文学创作和戏剧学术、理论研究及戏剧实践等方面。他编写的《昆曲史初稿》《昆曲的宫调解放》《谭鑫培专记》《读伶琐记》《死胡同里的音律谈》《汾河湾之历史的转变》《音乐赏鉴论》《祁阳剧》等戏剧学术理论著作和文章，相继发表在《剧学》月刊上。他认为戏曲的本体是组织艺术而非表演技巧，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与“左联”烈士郁达夫《戏剧论》的观点有着“英雄所见略同”之处。他在《剧学》月刊中，以插页的形式，登载了一首新田民歌：“打起锣鼓闹起台，红脸进去黑出来；君臣父子无今古，禽兽衣冠随便排。”其家乡情结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剧学》月刊1931年第二卷第一期“昆曲专号”登载了他编写的《昆曲史初稿》，这是一部引用大量史料来辩证北曲和南曲关系，两者经魏良辅改造才演变成今日之昆曲的理论巨著。文章引经据典，谈古论今，是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昆曲学术经典。1933年秋，他带着同仁杜颖陶先生的“宏愿”，回到家乡新田和祖籍地桂阳，在这一带“盘桓”考证了二十多天，完成了徳厚流光、影响深远的鸿篇巨制《祁阳剧》，发表在1934年第三卷第二期的《剧学》月刊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本祁剧理论研究的专著。文中记述，在桂阳县四里乡冲头村刘氏家族四百年历史的旧祖庙里，早已有了昆曲《天官赐福》《太白醉酒》和《打金枝》在那个时期演出的记录。令人惋惜的是，《打金枝》虽已传入多个地方剧种，但在昆曲中，已成绝响。他在《祁阳剧》中印证祁剧移植昆曲剧目的史实，也为祁剧中有了昆曲加以注脚。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戏曲一直处于微末的地位，被视为贱业，艺人伶工与娼妓隶卒同属于贱民，地位低下卑微，为世人所不齿及，被视作“下九流”，艺人们被蔑称为“戏子”。1936年的《湖南戏报》第二号期刊里，他在《戏剧运动是可耻的吗？》一文中写到：“说到戏剧，一方面被所谓正人君子轻视，一方面也教爱好这调调儿的人们寒心！民国九年至十年之间，我在我们那山州草县，曾与蒋鸣波等一些同志干了几个月的话剧。我在干话剧最热烈的时候，曾经发现一个姓周的同事失踪好几天；后来，才知道是这位朋友的父亲把他软禁在他老婆的房里了。因为甚么？他父亲说：‘倡优隶卒是不准与考的，好好的一个读书人，为甚么要去当戏子呢？’”刘晓桑认为戏剧艺术应该是神圣的，是一种能够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特色的优秀文化。经过千百年来不断丰富、革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体系，随着文明的出现而出现。戏剧运动理应归纳到“民族复兴”的范畴中来，而从事戏剧表演的艺人伶工们是这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人，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善待，而非被鄙视丑化、被边缘化。他参与创办编辑了《剧学》月刊这部民国时期专业戏剧刊物中最富民族风格特色、最具学术价值、最有专业影响的剧学期刊。《剧学》月刊中记载和保存的大量戏曲资料、藏本藏曲、戏人生活实录以及艺工名伶立名纪传，这些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非常宝贵稀缺的。他在《祁阳剧》中述及的“桂阳昆曲”流传的史料记载，是迄今为止发现并可考的、昆曲流传至桂阳、新田一带最早的文字描述和文献记载，已经成为众多研究“祁剧”和“桂阳昆曲”传承历史的专家学者们心中的圭臬，为考证“祁剧”和“桂阳昆曲”的传承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字依据和史料佐证，是留给后世后人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居功至伟。

刘晓桑不但能动笔，还能登台献艺，除了“文明戏”（话剧），传统戏里的“生旦净末”皆能扮演，并适应自如。长沙文艺界举行抗日公演义卖，他曾饰演过《回窑》中的王宝钏、《芦花荡》中的张飞和《易水歌》中的荆轲。他与著名京剧艺术大师、“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相契，并与程砚秋合作演出过《苏三起解》，中国戏曲学院档案里至今还留存有当年的剧照。1932年元旦，程砚秋收同为“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长子荀令香为徒。其时，他撰写贺联“玉润霜青，辉印程门三尺雪；砚池秋木，平添荀令几分香。”将师徒二人的名字巧妙的嵌入联中，构思之精巧，文采之飞扬，令人拍案叫绝！时至今日，在新田莲花圩，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他的逸闻趣事：许多上了年纪的乡亲都能回忆起当年在莲花圩的老戏台上，每逢盛大节日，村民都会将他与程砚秋等艺术大师们合影和演出的巨幅照片悬挂在戏台的周边，以示荣耀，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1949年11月，著名的戏剧家、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的焦菊隐曾寄信到新田，邀请他赴京继续从事戏剧创作，共襄盛举。焦菊隐在得知他已于七年前去逝的回复后，扼腕顿足，遗憾不已。

三、刘晓桑的爱国爱民情怀

刘晓桑非常关心社会，关注民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彰显浓厚的爱国爱民情怀。

1927年，刘晓桑在北平《北平晨报》任编辑期间，发表以解放妇女为主题的长篇连载小说《三妇艳》，后整理成剧本演出。他与金仲荪、程砚秋一道，创作编写了《荒山泪》一剧，寓意“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之意，突出了旧社会“苛政猛于虎”这一主题，成为程派的保留剧目之一。1934年，他在《教导周刊》任编辑主笔，撰写剧本《破铜烂铁》，主要写大学生田无牛、白丽投笔从戎，去东北参加马占山部队抗日的故事。同年，撰写《边疆文学与臣妾文学》发表在《教育导刊》上，文中写到：“在宗法思想的臣妾文学之下，人们的眼光如豆，只看得家人团聚之乐，国家的观念是淡泊的，民族的意识是没有的……”。他把“边疆文学”比作“得胜歌”，更多的意义是，要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到边疆去，描写边疆，为边疆的战争鼓与呼，为动员抵御外敌入侵鼓与呼。在国运沧桑的年代，“边疆文学”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文学观念。其中《这算甚么鸟》以诗歌的形式描述社会底层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针砭时弊，抨击民国政府暴政苛政、鱼肉百姓的封建威权思想和官僚作风习气。1935年至1936年间，他转往湖南省高中学生集训队任文艺教官，期间，以“焰焰红佛”的笔名，编写了京剧《易水歌》，并题写剧照七绝：“一从迁史传丝竹，游侠纷纷跨紫骝”。撰写了哑剧《一幅对联》，对联：“百炼此身成铁汉，三缄其口学金人”，全剧写民众(主人公为祖、父、孙三代)在万马齐喑，禁言抗日的高压政策下，只能三缄其口，百炼其身，时刻准备消灭来犯之敌。1937年，以祖大寿“反清复明”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湖海春秋》在报上连载。随后，他与著名作家、剧作家向培良、朱之倬等人创办《彻七札》（取古代养由基射日的故事，寓意“抗日”）刊物，他撰写的《咆哮着的民族》《战争文学与文学家》《与黄芝冈先生论湖南文抗会》等大量“抗战救国”的论著相继在《彻七札》上发表。1937年，他撰写《研究孙先生经济思想的必要及其态度》一文，阐释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完成的；研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研究其政治哲学的基础，要研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就要信任民生的历史观，才会有一个适当的治学态度。1937年回乡后，他非常关心支持家乡公益事业建设，于1938年至1939年间联合乡亲倡导并创建了莲花圩，建圩场的目的在于振兴实业、方便乡民。圩场建成之日，他在圩场新戏台旁撰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国如是，建圩亦必若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鉴古已然，观今何莫不然。”1939年9月18日，他在莲花圩编著了《中国国民兵役史略》一书，该书通过大量的史实史料叙述中国自黄帝至清代八旗的国民兵役制度史，认为征兵制优于募兵制，总结出了只有征兵制才适合于当时的国情、军情和民情，最终“要征兵制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弊，最要紧的还是普遍唤起国人的‘民族之国家’的观念”。该书完成于“九·一八”事变八年后，正值全民艰苦抗战的时间节点上，提出“救亡图存须唤醒国人的爱国之心”，须勇于投身军队，驱逐侵略者，对当时促进民众参与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他到湖南武冈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任政治教官的同时，担任校刊《战斗日报》的主编，编写有《抗战建国纲领问答》小册，为官兵学员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哲学……等领域，多角度、多层次地阐释“什么是抗战？”“我们为什么要抗战？”……他还编写了《军国民日课》一书，该书图文并茂，以普及识字教育及国民常识为主旨。他一生的著述颇丰，可惜在长沙“文夕大火”中，很多文稿都被焚毁了，曾写诗抒愤：“等身著作秦人火，快意功名歌者喉。”从他写作的著述所涉及的内容和突出的主题，可以确定他并非是一个一般的文人墨客，而是一个拥有特殊身份，肩负特殊使命，做出特殊贡献的红色文化名人。

刘晓桑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勤学上进，追求真理，砥砺坚韧，敢于担当，体现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在任何艰苦复杂的革命环境中，始终坚守着初心和信仰，始终坚持以笔为戈、以纸为戎的斗争品格，始终为实现理想信念而矢志不渝、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

（朱卫东系原湖南省昆剧团演员；刘宏林系新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